从“大逃杀”到“斩杀线”，在流行词里我们可以看到，全球范围内的新一轮挑战已经到来。面对问题，是解决的第一步。
作者 | 潘文捷
编辑 | 程迟
题图 | unsplash
近期，“斩杀线”一词在社交网络被热议。
回溯它的流行，最初源于游戏语境，指BOSS血量低于临界值时触发狂暴机制，或玩家可发动一击必杀的阈值线，形容游戏中角色没有“回血”余地。在互联网语境中，这句话的意思是，美国等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一条从中产滑落到底层的“斩杀线”。虽然“斩杀线”一词是一种建构，但它能引发大范围的热议，也表明在当今时代，许多人抱有对阶层滑落的隐忧。
从中产滑落，这种观察并不新鲜。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曾于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繁荣期将德国形容为“电梯社会”——大量技术工人从驾驶大众汽车转变为拥有奥迪，购置了首套住房，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并期待下一代在社会阶层与财富上实现持续提升。
展开剩余89%在此背景下，阶层或社会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固然未被消除，但在收入、教育、流动性、权利、科学及大众消费等领域，社会整体实现了普遍的提升。
然而，这部“电梯社会”的引擎早已停滞。在世界范围内，昔日的社会流动如今已趋于僵化，从表面看来秩序井然、富裕而稳健的国家，内部实则弥漫着焦虑与矛盾。
《德国电梯社会:一个欧洲心脏地区的危机》
[德]奥利弗·纳赫特威 著
黄琬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7
在《德国电梯社会:一个欧洲心脏地区的危机》中，奥利弗·纳赫特威借助德国案例，提出了两个核心概念：倒退现代化与向下流动。他认为，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是自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连续二十年的削减。这一点，不仅在德国，在世界范围也是通行的，英国的撒切尔主义新政、美国的里根执政，无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制造了一个基于市场的社会，而非基于公民的社会。
这样的情况下，“大逃杀”模式在文艺作品中屡见不鲜，无论是校园生存类电影《大逃杀》，还是近几年来大火的《鱿鱼游戏》，甚至电视上随处可见的不断刷人的选秀节目，都可以纳入这一范畴。在这些游戏中，不达标者会立刻被“斩杀”，没有“回血”的余地，惨遭无情淘汰。这些作品都是把世界的不透明性/无秩序性当作前提接受下来。
到今天，这一现象并没有停止，推动着越来越多的人向“斩杀线”以下流动的，到底是什么？
（图/《鱿鱼游戏》）
AI带来新的不平等
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设想，到2030年，技术进步、资本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经济福祉，把我们引领到一片“经济乐土”。也就是说，随着自动化和效率的进一步提升，越来越多劳动者可以过上轻松的生活。那时候，人类每周工作15个小时就可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和工作愿望了。凯恩斯认为，届时，一个大问题在于——人又该如何来消磨这段光阴，才能生活得更明智而惬意呢？至今，人们也还寄希望于AI等高新科技的发展来获得生产力的提高，从而获得生活水平的提高。
《投喂AI》一书指出，硅谷的崛起本身依赖政府科研经费的投入，并得到税收减免和联邦贷款的支持。然而，尽管公共资金为基础科研奠定了基础，促进了科技产业的发展，但风险投资者却从未承担让投资成果惠及公众的社会责任。相反，他们大力抵制资本利得税，以维护自身利益。这意味着，由公共投资所产生的商业利润，有相当一部分被私人占有。
《投喂AI：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底层工人纪实》
[英]詹姆斯·马尔登、卡勒姆·坎特、马克·格雷厄姆 著
贾青青、牟一凡 译
中信出版社 2025-10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虽然许多研究项目依靠政府资金启动，但决定技术发展方向的关键决策往往是在非公开的情况下制定的。这赋予了技术所有者和管理者主导技术路线的特权，而普通公众在技术变革中大多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
高科技领域普遍存在一种“创始人心态”，即认为初创公司创始人或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才是关键决策的最合适人选，应当由他们决定哪些技术获得资助以及如何开发。像扎克伯格这样的科技高管通常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当且善意的，并对政府普遍抱有怀疑态度。
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AI技术的发展并未如人们最初期待的那样解放生产力，反而对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增加了工作负担，并持续渗透至生活监控中。
（图/unsplash）
科技公司视AI为盈利工具，国家则将其视为军事与经济竞争的手段。很少有人询问用户——尤其是最可能受AI影响的边缘群体——希望看到怎样的AI被开发出来。AI的发展将人们纳入更复杂的权力体系中，并决定个人在AI网络中的地位。
“对许多生产率低下的行业的雇主来说，AI系统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可以从员工身上榨取更多价值”。《投喂AI》这样写道。本书指出，自2020年起，职场监控行为大幅增加，许多企业开始全面收集员工工作数据，部分情况下甚至未告知员工。作者提到，在2018至2022年间，市场出现了超过550种用于对员工进行数字化管理或监控的技术产品。
对普通劳动者而言，AI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新型的监督与管理模式。作者发现，过去白领员工在工作安排上往往拥有较高自主权，但如今越来越多的白领也如同仓库管理员或流水线工人一样，面临严密监控。对于小型企业，大型科技公司依托其基础设施掌控权，迫使小公司接受其设定条款，甚至借此绑定合作伙伴并征收高昂服务费。
AI的发展也加剧了全球发展的不均衡。作者认为“AI的生产运作方式和殖民时期的掠夺方式差不多，都是签订不平等贸易协定，压榨劳动成果，掠夺劳动材料”。AI生产依托国际数字分工体系，在此过程中，最稳定、高薪且理想的工作岗位多集中于美国，而最不稳定、低薪且高危的任务则被分配给全球南方国家。
《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曾提出，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为全球南方带来前所未有的商业机遇。但本书作者强调，连接上的平等并不等同于议价能力的平等。“如果有人相信乌干达的数据标注员或外包公司，能够与购买其服务的Meta、特斯拉等美国科技巨头平等对话，那这种想法未免过于天真。”
《世界是平的》
[美] 托马斯·弗里德曼 著
肖莹莹、郝正非 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9
工资分配不均匀
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本该让更多人生活得更加快乐，但即便我们生活在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还是不断有人掉入“斩杀线”以下，这背后还有什么原因呢？
《工资的真相》一书这样谈道：“生产力的增长无法带来员工工资的提高，这是现代经济的一个公认的事实。”
《工资的真相》
[美] 杰克·罗森菲尔德 著
方宇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5-11
在20世纪中期，大多数公司都不关心股东的利益，这也是美国劳动者工资增长最快的时候。当时企业分配收入的方法更注重内部利益相关者。
在1970年，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受雇高管需要向雇主负有直接责任。为了做到这一点，持有相似观点的经济学家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改变高层管理者的工资结构，把股票纳入高管工资。另一方面，那些觉得自己投资没有得到回报的股东把顽固的高管赶下了台。而那些乐于合作的高管获得了额外的激励——在今天，一家大型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收入是普通劳工的224到271倍（请核实）。
股东资本主义由此形成。这意味着股东追求更高回报。上市公司的核心股东持续监督企业经营，并期望从增长的收入中获得更大比例。其直接影响在于，企业进行利润分配时通常会优先考虑股东要求；同时这也产生了间接影响，因为将运营成本降至最低的做法往往引发裁员、自动化和业务外包。因此，这种以股东利益为优先的倾向，常常侵害劳动者的职位稳定与收入保障。
（图/unsplash）
作者发现，少数反其道而行之的公司遭遇了金融分析师的强烈抵制。比如Costco一直以提供合理的工资和福利待遇而闻名，但它的对手沃尔玛却一直采用低薪策略。沃尔玛的影响力，使得大多数竞争对手都竞相压低劳动成本。故而金融分析师认为Costco“太仁慈了”。
2015年，沃尔玛曾经尝试提高员工工资，结果造成股东抛售沃尔玛股票，导致公司股价创下了25年来最大单日跌幅。这说明，一旦沃尔玛想要偏离分配利益优先考虑股东的主流思路，也无法逃脱压力和惩罚。“其结果是，无论员工的个人绩效如何，他们的工资都会被压榨。”
这种“股东资本主义”中，华尔街更愿意奖励那些裁员、缩小业务范围、专心提升股价的公司，从而把风险和不确定性从公司转移到普通劳动者身上。“股东资本主义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收入再分配机制，将收入从员工手中转移到高管和投资者手中”。
人们已经开始思考“斩杀线”背后更为严峻的社会问题，但是对于如何解决，仍然没有达成一致。
据@玉渊谭天 消息，当地时间1月20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现场举办公开活动。贝森特被问及对“斩杀线”现象的看法，贝森特认为，拜登政府执政期间，他们（低收入家庭）最关心的食品、杂货、房租等，都上涨了35%到37%。
（图/路透社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
而这一任政府每天都在想办法把它降下来。故而，贝森特的结论是，“斩杀线”确实存在，但这是拜登政府留下的问题。
但事实上，这种说法是片面的，如果无法在工资层面避免员工收入不断转移到高管和股东手中，无法避免AI等高新技术的发展造成新的不均，“斩杀线”对于普通人来说也并非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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